组销售方略助国民拥屋。在1983年之前，每当一个组屋区落成，区内就会举行一场盛大的组屋抽签仪式，几千人会聚集一堂等待抽签结果。图为红山区举行抽签仪式的盛况。陈崇福、林国川和马嘉君是先后负责组屋销售的建屋局人员，见证了公共住屋政策半个世纪以来在执行上的各种变化。建屋局协助黄福来一家三代人实现拥屋梦。今时今日，“居者有其屋”已几乎是每个新加坡人耳熟能详的标语，而这个作为新加坡公共住屋政策基石的概念就诞生在50年前的今天。走过半个世纪，从最初人民的半信半疑到如今取得社会认同，“居者有其屋”计划推出至今，让超过80％的国人实现了拥屋梦，也为新加坡筑建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公共住屋风貌。  
   作为全球拥屋率最高国家之一的主要推手，1960年成立的建屋发展局已建造了超过100万间组屋单位。当中的老中青三代建屋局人员，在负责销售一批批组屋的过程中，见证了公共住屋政策执行上的演变，也协助了一代代国人拥有自己的安乐窝。现在从申请到抽签及选购新组屋是个几乎全电脑化的程序，但过去长达20年的时间里，申购组屋却是个截然不同的景象。每当一个组屋区落成，该区就会举行一场盛大的组屋抽签仪式，那一区的议员也会到场主持抽签，场面类似小一报名抽签的情况。
 
   选房子如幸运抽奖，去年退休后重新受雇的建屋局高级房地产业经理陈崇福（63岁）对于当年的盛况，还记忆深刻。他忆述，当时所有组屋申请者的编号都会投进一个箱子，另一个箱子则装着所有供购买的单位号码，负责人现场一边抽出申请者的编号，一边直接抽出他的配对单位，“当事人是不能选择自己的单位的”。“想象每次一个区内有四五座组屋落成，申请者会带着一家大小前来参加抽签仪式，几千人同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大帐篷下，场面是多么地壮观，抽中后更是一片欢乐。”陈崇福在1976年加入建屋局，38年来一直负责新组屋的销售。有别于现在人们先预订组屋，建屋局再动工兴建，过去人们在等待抽签结果时，一间间焕然一新的单位也已在等着屋主入住。陈崇福说，当时组屋楼下举行抽签仪式，楼上的单位都没有上锁。“抽中后，人们就可以直接上去参观新家，所以抽签仪式充满了兴奋的情绪。”遇到购屋者不满意被分配到的单位，陈崇福透露，建屋局也允许他们与其他屋主进行“屋屋交换”，不然也可以放弃单位，等待下一个抽签仪式。住在直落布兰雅四房式组屋的黄姓太太（62岁）还记得1977年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经历的抽签仪式。她与丈夫申请组屋约六年后才接到抽签通知。她说：“当时接到参加抽签的通知，就代表一定会被分配到组屋，只是不知道会获得哪个单位。结果，我们被分配到11楼的单位，刚好是在角落头，光线很充足。我觉得很满意，2万7500元买下的单位一直住到现在。”    这种现场抽签分配组屋方式从1964年“居者有其屋”计划推出以来，一直延用了20年，直到1983年才改为现在的做法，邀请组屋申请者按照内部抽签所分配到的号码个别到建屋局选购组屋。这样的安排不只能为购屋者提供较个人化的咨询服务，也可免去举办大型抽签仪式所需耗费的人力与物力。陈崇福指出，当时供选购的组屋区主要分为东西南北和中区，而较偏远的地区需求较少。“所以，如果购屋者急着要房子，我会跟他说‘要快，就选兀兰’。”除了满足新购屋者的需求，陈崇福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也包括照顾受政府征地影响，而须搬到组屋的原甘榜居民。为了平衡新购屋者和搬迁居民的需要，建屋局会在给予搬迁居民优先组屋选购权的同时，在高中低楼层都另外保留约一半单位给新购屋者。    陈崇福说：“面对那些受土地征用影响而得搬迁的居民，我们在提供他们新组屋的选择时，都尽量安排与原址在同一区，或是附近地区，这样居民也比较容易适应。”回忆当时与这些居民的接触，也让陈崇福深刻感受到人口结构和人民生活文化今非昔比的改变。“那时有很多大家庭，我记得来选购组屋的家庭常常是一家十多口，因为他们以前住在甘榜都是很多人同在一个屋檐下，所以在选购组屋时，都希望几个单位能在同一层楼，或至少在同一座组屋，延续甘榜精神。”“而且低楼层的单位以前特别抢手，尤其是设有一楼的较旧款组屋。那时很多人怕住高楼、怕搭电梯，也觉得住低楼层出入较方便。”
90年代之后。售屋方式从被动转主动。从上世纪90年代迈入21世纪，房地产市场历经兴衰，建屋局人员也一度从被动售屋转为主动推销滞销的组屋。房地产业主任经理林国川（42岁）回顾在1997年加入建屋局时，“居者有其屋”计划已经成熟，绝大部分人都已拥有自己的组屋。他最初一段时间在组屋转售部门任职，当时转售市场一片红火，忙得他不可开交。“当时，早上主要会见买卖双方处理第一次的转售手续，下午则是处理那些交钥匙等后续手续的个案。早上每宗买卖交易个案需要约一小时处理，我记得最高记录一早处理过五宗，常常是时间不够用，还得加班完成各种文件记录工作。”然而，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影响逐渐发酵，组屋转售市场开始日益转淡，轮候选购新组屋的人也一一放弃购屋。结果，3万1000间已竣工的组屋突然无人问津。建屋局于是改变做法，主动出击。林国川说：“我们从等人来选购组屋变成积极推销。”从2002年4月至2004年11月间，建屋局陆续到盛港、蔡厝港、裕廊西、兀兰、榜鹅和武吉班让举行巡回组屋销售活动，积极推销空置的组屋。林国川还记得，那时他们每隔一两个月就到不同的组屋区搭建帐篷推销新组屋。他说：“值班建屋局人员还会充当导游，举办巴士导览游，为有兴趣购屋的民众介绍新镇风貌。”为了防止类似的组屋滞销情况再度重演，当局在2001年将“先建后卖”的制度，改为如今的预购组屋制度。
 
  2012年以来组屋供不应求获改善，经历供过于求的困境后，公共住屋几年前却陷入另一种不同的处境——供不应求。四年前加入建屋局担任客户关系经理的新生代马嘉君（30岁）不讳言，当初经常得面对抽签无数次都买不到组屋的申请者的不满。“曾遇过一些公众，甚至是面对面表达不满，他们会说‘因为没有房子，我现在得延迟结婚计划’等，所以那时工作也挺有压力的。”随着政府近几年加快建设，供不应求的情况自2012年以来已逐步好转，申请不到组屋的申诉也越来越少。不过，近几年更多组屋建成也意味着有更多单位交收，而在这个阶段，马嘉君同样会接到较多询问电话。她透露，购屋者在接收单位前必须再进行一次信贷评估，如果经济情况有改变，贷款额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在应付这些询问和问题时，也有另一层挑战。”此外，互联网的普及让信息传播更快速，也对前线人员的工作增添了难度。马嘉君说：“现在消息在网上传得很快，如单位几时交收等，很多人都知道，所以很重要的是，不能对一个购屋者说一套，对另一个又说另一套。”拥有组屋让一家三代安心育儿，从最初河水山亚答屋住家被大火吞噬后迁至租赁组屋，并在后来购买政府组屋养儿育女，到如今年轻一辈婚后购买预售组屋，黄家三代人的拥屋历程，反映建屋发展局使命的演变。1961年河水山大火发生时仅两岁的黄福来（55岁，批发公司主管）受访时说，据如今76岁的母亲张丽云忆述，火灾后，他们与众多灾民被安顿在一所学校，建屋局在九个月内于河水山原址建造五座租赁组屋，他们被分配到一个单位。“为应付灾民紧急住房需要，当时租赁单位设施难免不足。我们的单位有冲凉房，但每个楼层共用八间厕所。我们在那里一直住到1969年。”后来面对拆迁，黄家先后被分配住印度士路和女皇弯租赁组屋。黄福来和妻子1981年结婚后，在红山租赁组屋短住几年，终于在1985年向建屋局贷款购买他们的第一间三房式组屋。黄福来与妻子育有两男一女。“随着孩子长大，我们在1996年购买兀兰四房式组屋，一住就是18年……我父母后来从女皇弯搬到史德林路租赁组屋，10前搬来与我们同住。父亲去年过世。”黄福来的幼子黄俊泰（28岁，工程师）一家去年底迁入兀兰的四房式预购组屋。黄福来说：“拥有组屋是我们一家三代人养儿育女的基础。”
(责任编辑：诸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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