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角度看建国一代配套。我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几年后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为新加坡共和国。人们所谈论的“建国一代配套”,我沾不上边。日前报章因“建国一代配套”而引发“建国一代”林林总总的界定,让读者们有机会一窥一些国人的历史观。
新加坡自1819年莱佛士登陆
新加坡河口的那一年起,成为当时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在远东扩张的属地之一。120多年以后,1942年日军南侵新加坡,在短短一星期内,新加坡沦落日军之手。英军新加坡守将白思华高举白旗,在当时武吉知马的福特汽车厂,向日军司令官山下奉文递交降表,俯首称臣。此举为英殖民政府在新加坡的前景埋下了阴暗的一笔。
二战结束后,英军重返新加坡,图东山再起,耀武扬威一番。唯当时世界潮流已变,东南亚各地民族主义的觉醒,为英殖民政府写下了挽歌。而今日我们所说的建国一代的,在那时候应该是小孩或青少年之时。面对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英国察觉当时殖民政府在新加坡的管辖组织——立法议会,要引入当地人,在某一程度上让后者参与立法、治理新加坡的必要,于是在1953年有改革宪制的“林德宪制”的产生。在新宪制下,立法议会由32人组成,其中25名是民选。当然,如果从今日民主体制下新加坡公民参加政府民选的角度来看, 由林德宪制产生的1955年新加坡立法议会选举,有英人自弹自唱之嫌。但是,新加坡本土人却抓住时机,组织各种政党,参加竞选。自此,英国人主持的立法议会里有了新加坡本土人的声音。这个转变,可视为新加坡走向独立自主之路的开端。当年参与竞选、助选、投票的人们,在时机和局势的使然中,推动了新加坡民主进程。
林文兴前部长提出以1959年新加坡自治作为“建国一代”的界定点之一,以新加坡在独立成国历程中的这个里程碑为考量。林先生曾是内阁要员兼工运最高领袖,如此考量显示了他对新加坡历史的交代以及他对1959年新加坡自治选举中来自社会蓝、白领阶层(其中以蓝领劳工阶级为甚)的新加坡人的认同和肯定。而根据政府的界定,“建国一代”将1955年参与新加坡立法议会选举和参与1959年大选的那一代的人也包含在内了。
1965年新加坡的独立,并非如平地一声雷,并非说发生就发生的。假如从二战结束后英国人重返新加坡算起到1965年的脱离马来西亚,约有20多年。因此,从1965年算起,以完成至少中学教育投入职场的角度来界定“建国一代”,那么就会出现“1965年新加坡的独立,说发生就发生”的谬误。况且,那些年代的教育体系不如今时的缜密和完备,而且受到二战的干扰,经济上的负荷能力等因素,人们未受教育、辍学等相对而言是比较多的。因此,用独立之后,教育体系成型后所具有的教育程度来界定“建国一代”,也是有待商榷的。所幸,在2月10日出炉的建国一代配套,并不是以这个公式界定。
政府设立“建国一代配套”,通过经济辅助的形式表扬和肯定“建国一代”。这样的一种做法,是有时效的。国家经济负担加重的担忧,眼前刻下固然是存在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建国一代将逐渐凋零。因此,长远来说,设立“建国一代配套”所带来经济负担的问题将得到解决,成为历史。如今,政府既然愿意追溯历史,向前辈们表达感恩之心,说“他们是特别的一群,为今日的我们开出一条路,让我们能有比较好的生活”,赶在在建国50年到来之前,大方地对“建国一代”实行经济辅助,无可厚非。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作为切入点,可以对诸多的界定起提纲挈领的作用。这么一来,一些因为年龄、身份(在内默默耕耘的家庭主妇、荷枪保家卫国的军士)、进入职场的时间、教育程度而贡献大、小、多、寡的问题,就属于枝节的技术性质的层面了。至于在配套敲定以后出现的“是否应该一视同仁”之说,套用孔子说过的一句话:“……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建国一代走过了我们这一代人所没经历过的风雨波折,目睹独立之前新加坡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动荡;孕育出的坚韧和知足,再加上他们“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智慧,必能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声音里,超然对待国家给予他们的认同和肯定。
(责任编辑:诸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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